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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关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规定,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

论文摘要:完善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是妇女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亟待完善的方面。从宏观方面看,制定反歧视法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它可以从反面约束人们歧视妇女的行为;从微观方面看,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该是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工作。而且《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已经逐渐露出了某些弊端,关于该法有哪些弊端以及如何校正这些弊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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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男不招女,尴尬了谁?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文  姚丽萍

专家呼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建立反歧视专门机构

2002年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妇女的平等地位,是一个和同时期男子地位相比较而存在的概念。争取和男子同等的地位也是世界范围内多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妇女的平等权利逐步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一系列保障妇女平等地位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施行。基于法律法规所建立的各类、各层次的妇女权益保障组织也在维护妇女的平等地位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妇女权益法律保障体系和制度体系。但在某些领域,妇女平等地位保障的现实与法律规定并不协调,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也未得到完整的体现,一些侵害妇女平等权利的案例报道常能见诸报端。笔者认为,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呈现此种立法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的症结在于:受政府主导因素的影响,在法律和制度的构建上过分侧重于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的关怀和保障,忽视妇女自身在争取平等地位中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从而造成在妇女权益保护中法律规定和现实的脱节。

《2017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群体对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感知更为强烈,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图为一名毕业生在江苏省南京市招聘会现场了解参会单位名录。
CFP供图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当前妇女平等权利法律保障体系的梳理

用人单位违法对劳动者进行就业歧视,劳动者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寻求帮助,违法的用人单位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这就使得有关立法被虚置,就业歧视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一)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规定。但是,由于规定过于分散、过于原则,导致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立法工作中历来强调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现在,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①。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
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在中国妇女立法中始终坚持男女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保护妇女特殊权益,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依据宪法确定的原则,新中国陆续颁布了《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国务院及所属部委颁布了四十余种行政法规与条例,地方政府制定了八十余种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禁止歧视妇女的条款。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项保障妇女这一特定群体权益的专门法律更加强调男女平等,在其“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六个章节的第一条皆开宗明义的规定——男女平等①。

男士优先,能证明自己是女汉子的,也可以——文竹坦言,当她在招聘信息里看到这个条件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
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①2002年《中国政府白皮书》,来源http://www.china.org.cn.

在毕业前找工作的那段时间,文竹屡屡因为性别碰壁。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除制定系列法规外,还积极参与国际妇女人权领域的活动,积极签署有关妇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文件,承担和促进了妇女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如:1980年签署了《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每年按时向国际机构递交公约执行报告;1985年签署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1990年国际劳工组织审议和制定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维护妇女权利的机构和网络。如:1988年全国政协成立了妇女青年委员会,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专门组,1990年由国务院16个部委负责人及4个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对妇女提供法律援助。1996年,司法部、民政部、团中央、妇联、残联联合通知,对特殊社会群体进行法律援助,其中包括妇女。

“有的招聘信息上会直接写明‘只要男生’,有的则是在招聘过程中询问有没有结婚生子。有一次招聘,我大老远跑过去,到那之后却被告知今年只招男生。”谈起今年求职期间被歧视的情形,文竹一口气能说出好几种。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笔者认为,从管理者角度而言,上述法律体系较为完整的构建了妇女的平等权利体系和自上而下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且不逊色于一些女权主义比较激进的国家的相关立法。

“我们班里的男生几乎都能顺利就业,女生却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法律里有很多反就业歧视的规定,但为什么我们女生就业还是这么难?”文竹无奈地说。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二)价值取向的侧重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一些关于反就业歧视的规定,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 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上述法律体系在提升妇女地位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妇女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了支撑。但综观其规定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显然侧重于为妇女提供一种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关怀和救济,并未涉及妇女在维护自身权利中的能动性。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条强调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缺乏具体的细化规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法通篇充分强调了各级机关和组织对妇女平等权益的保护和救济。作为一部维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性法律,由于这种倾向性的立法假设,使其不能承担起逐步促使妇女自立意识的逐步觉醒和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女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功能。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制定一部反就业歧视领域的基本法律,针对当前突出的就业歧视问题作出规定,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建立反歧视的专门机构,同时规定救济机制和措施,以真正保障劳动者遭受就业歧视后能获得有效救济。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八、十四、二十一、二十八、三十三、四十条。

二孩政策加剧女性就业歧视

  1.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在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作为维护妇女自身权益的自发性组织,由于立法的这种倾向性,在功能上也逐步发生了转变,一定程度上成为协助行政机关管理和帮助妇女的附属部门。工作方式上也过于简单,主要表现为:(1)部分工作集中于协助政府对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等进行管理和上下的沟通;(2)在妇女切身权益的保障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个案的事后救济、对特定群体的个别帮助。在其他方面,各地妇联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存环境的措施,但由于受立法上这种价值倾向的制约,多数未能从妇女群体的自身能动性出发。《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第一章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并未在整体上得以实现。其他基于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所组建的妇女权益保障组织在具体运作中也大多陷入同样的桎梏之中。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胡雪,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结婚和生育两件人生大事,在找工作时,当用人单位得知这一情况后,很爽快地和她签了合同。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
“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三)历史成因及综合评价

“我上学期间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顺其自然而已。看到同学们找工作的不容易,我才意识到,也许正是我上学期间这个自然而然的决定,才让我在求职时没遇到太多阻力。”胡雪对记者说。

  1. 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笔者认为,立法上和制度构建上的这种倾向肇因于:(1)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的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这种观念正逐步退出主流的认识领域,但其仍潜移默化地在男女平等的进程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农村,表现尤为突出。这是自上而下的妇女立法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2)在争取男女平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并没有经历过典型的女权思想启蒙时期,广大妇女在自身地位问题上的认识并没有得到整体的变革性转变,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也未得到充分挖掘。这种状况显然也影响到了立法活动。(3)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虽然也存在广为传诵的妇女自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权益的事例,但并不普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男女平等的历史基础,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只能选择政府推动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将妇女的发展问题也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范畴,压抑了妇女主动性的发挥。

尽管胡雪与文竹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但都指向了同一个现象——女性就业歧视。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立法上的这种倾向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妇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害,但其自身无力保护自己,必须依赖于来自社会各方的救济,为其提供被动式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运作,使妇女群体处于男女平等实现过程的下游,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游的保护形成依赖,反而进一步限制了其主动性的发挥。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称,投递简历后,男性大学生接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同等情况的女性大学生高约42%。

  1. 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二、妇女主体意识缺乏的现实表现形式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2016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和2015年,男性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比女性高约10个百分点。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着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一)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迁就

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发表的《职场中的女性:2016趋势》报告指出,就业市场的性别鸿沟在20年中仅缩小了0.6%。

  1. 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尽管法律全方位地规定了妇女和男子的平等社会地位,但由于妇女群体独立主体意识的匮乏,法律的规定常在现实面前遭遇尴尬。许多妇女尽管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到了自己的平等权利,但在实践中仍对不公平的事例忍气吞声,认同对男子的从属地位。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女子生存能力的欠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妇女对男子的从属也表现得更为突出,某些问题更是带有普遍性。如: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入赘后在土地问题上受到限制;对家庭暴力逆来顺受等。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统计局1990年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人们对“出嫁女儿对家庭财产的继承”、“寡妇再婚的财产处理”和“子女姓氏的选择”等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一些在法律上确定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尚未得到认同,相反,许多妇女对这些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持默认态度。

2017年3月,智联招聘与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群体对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感知更为强烈,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二)对男子的甘愿依附

值得注意的是,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后,女性在就业中遭遇歧视的现象更加普遍。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的建设为社会全方位发展提供物质推动力的同时,其内含的竞争机制也造成了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分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意识领域,对部分妇女而言,原本脆弱的女权平等思想在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妇联等妇女权益保障组织,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和工作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也不能提供及时的引导和足够的帮助。基于此,法律所规定的妇女权益往往在妇女自身寻求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落空,许多妇女自愿舍弃自己在社会、经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来换取物质生活上的安定。她们为了有利可图而结婚;她们为了达到青云直上的目的牺牲了她们自己的光阴并合法地出卖她们的身体;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权力,放弃了那种运用理性所能为她们取得的自然权利,宁可做短时期的女皇,也不愿意费力去取得产生于平等的真正的快乐①。

“有一位男士说,他刚刚搞完招聘工作,拒绝了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孩子。他说他们单位人少,如果来一个育龄女职员,回头连着生两个孩子,单位的工作效益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他也承认,如果他的妻子或者女儿遇到这种就业歧视,也会很郁闷、很不爽。”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①[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侯欣一指出,用人单位经常片面地认为,雇用女职工要支付更多的劳动成本,比如,生育和抚养孩子要耗费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女性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三)对传统的非理性反叛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意味着女性可能会休两次产假、哺乳假,用人单位在招录时必然会考虑这些问题,因此,会对女性就业设置更多的障碍,从而导致女性就业性别歧视问题进一步加剧。”侯欣一分析。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由于缺乏成熟的、系统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支持,法律和制度又缺少自下而上的妇女权益维护机制,部分妇女潜在的争取男女平等的意识往往通过非理性的叛逆方式表现出来。以标新立异的行事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反叛社会主流文化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创建剥离于社会大环境的自立空间,而放弃对男女都适用的社会标准。对“好女人”与“坏女人”,她们有着自己的定义和选择①。德国女性主义者乌特艾尔哈特的《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一度成为千千万万个中国女孩的床头书,她们揣着这本小薄书,理直气壮地恣意而为,“好女孩”与“坏女孩”的概念改变了中国新女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女性在寻求自我释放的空间时,采取了外来的、有悖于基于男女平等的统一社会标准的方式。

反歧视法律制度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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